1450年前后,德国人古登堡在美因茨发明了西方世界第一台活字印刷机,印刷技术在此后的几世纪里迅速传播,为欧洲新思想和新技能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1450年到1500年间,书籍的平均价格下降了近七成,中产阶级开始能够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印刷制品。不久后,新教革命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民众的宗教和文化模式,也让十六世纪的思想家认识到了知识所能带来的巨大力量。
尽管众多学者从历史文献出发,肯定了印刷技术对欧洲发展的正面影响,经济史学家Clark(2001), Mokyr(2005)等却并未找到印刷术促进生产力增长的实证证据;相反,印刷机的普及可能只是经济增长带来的附加产物。为回应这一问题,Dittmar(2011)利用1450-1800年间欧洲各城市的相关数据发现,在15世纪时最先拥有印刷机的城市,事先并未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长,却在1500-1600年间比最初没有印刷机的城市增长更加迅速,首次证实了印刷技术对早期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作为对过往研究的修正,作者首先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印刷机的使用这两个关键变量做了新的测量。城市发展方面,因为只有少数城市拥有全面的人均工资数据,并考虑到工业革命前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间的显著正相关性,研究者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作为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代理变量。而在量化城市印刷能力时,作者意识到印刷制品种类繁多,仅统计出版书籍的数量并不能准确反映印刷制品的普及度,因此转而将其使用是否拥有印刷机这一二元变量进行测算。
接着,作者在控制了政治自由度、是否拥有港口及是否毗邻河运航道等关键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发现,城市在1450-1500年间是否引进印刷机与其在1500年前的经济增长并无关联,却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让引进印刷机城市的增长速率比未引进的提升了20个百分点。最先拥有印刷机与否和早期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缺失,也表明印刷机的引入并非经济增长的结果。意外的是,早期人均印刷书籍的拥有量与各时期经济增长间均无显著相关,反映出非正式的印刷书籍,如在商人间流通的贸易小册刊、价格单等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作者随后将“引入印刷机”这一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对数据进行了双重差分处理。在获得与简单回归相似的结果后,作者将研究城市进一步分离为港口城市和非港口城市分别进行回归发现,引入印刷机对港口城市的影响远超原先对总体的测算,而对非港口城市却影响甚微。有意思的是,在控制了城市规模、政治自由度等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拥有港口的城市,其在1450-1500年间引入印刷机的可能性却明显低于没有港口的城市。
那么,城市引入印刷机与否受到什么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历史上看,活字印刷机在于美因茨出现后的五十年里,事实上保持着半保密的制造方式,印刷技术主要依靠发明者古登堡及其门徒的迁徙传播,这使得城市拥有印刷机与否受到其与美因茨地理距离的直接影响(见图一、二)。
这为研究中的回归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与美因茨的距离每增加1个单位(单位:公里的自然对数),其采用印刷机的可能性随之减少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回归则表明,在1450-1500年间引进印刷技术的城市,在之后一世纪里比未引进城市的经济更是加快增长了78个百分点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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