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团队 成就事业
1996年末我去上海中华印刷厂担任厂长前已在集团公司纪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1年多,这之前的26年一直在出版系统的物资供应部门工作。
中华印刷厂是成立于1912年元旦的中华书局直辖的印刷企业,与商务印刷厂一起是中国民族印刷工业的代表,建国后在两家出版社迁往北京后,印刷厂仍都在上海,当时正是国家强调通过改制让国企走出困境的时候,工厂仍在落成于1936年、被命名为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的澳门路477号,我便自告奋勇。自此我同中华厂的千余位员工携手奋斗了13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减员增效、围绕着一次次地并购集团内的兄弟企业煞费苦心;围绕着多元投资,走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之路殚精竭虑;围绕着技术改造、选择最需要的设备费尽心机,可谓一路艰辛,但付出毕竟带来了回报,获得了理解与信任,赢得了尊重与荣誉,那时改革走在前列的上海中华印刷公司在全国同行中还是名声籍甚。
怎样扭转国企普遍存在的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让一个历史名企重振辉煌?关键得靠人:一批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企业领导;一批敢于攻坚克难、奋发向上的技术骨干;一批值得信赖、同甘共苦的外来务工者。在这里,领导者的以身作则,凝聚人心,指明出路至关重要。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扭转人浮于事的状况,刚到工厂就在打破铁饭碗上做文章。员工得减下来,他们今后的家庭生活也得安排好,于是提前待退休、协议保留劳动关系、组织社会再就业,十八般武艺都对应到人。1998年改单一投资主体为多元投资,为了让新公司高效运转,挺身而出的是我到厂后提拔起来的一位女副总——原排版车间主任,她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带领富余人员与残存设备另辟低端市场独立生存的重任。最终,凭着她出色的工作成绩当选上海市党代会代表,成为热心于员工下岗再就业的典范。
前后13年时间,到我退休时,上海中华印刷公司由历史上的铅、胶、另印齐全的全能型工厂成功改造为以彩色书刊印刷见长的专业性公司,在岗员工由我刚到厂时的1100多减至低于300,但因为设备的不断改造,产能、产量、产值却是以往的数倍至数十倍。这中间经历了多少甜酸苦辣只有一路走来的当事人知道,因为观念的转变,有些在现在已感到不是问题的事,比如按照企业经营需要确定减员裁人,在当年可实实在在地都是问题,但这苦中有甘,既充满着难言的酸涩,也有着得到理解的欣慰。
1998年完成多元投资改制后的中华印刷公司充满着活力与生机,在董事会的支持下,我们坚持在技术改造上下功夫,在当时,创造了很多引进设备的国内第一:1998年率先引进2台日本小森公司的对开四色胶印机;1999年最早引进瑞士马天尼公司的精平装联动生产线;2000年领国内同行之先引进了2条海德堡商业轮转印刷机;2005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工作的何勇先生手中最先购置了2台MBO折页机,我们公司也是较早使用数字打样与CTP出印版的企业,所有这一切让书刊印刷企业以崭新的形象呈现在出版社面前,让人刮目,趋之若鹜。
让这些新设备发挥出卓越功能的是一群技术工人。我在公司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注重骨干员工的海外参观学习,乐意花钱、花时间做面上员工的培训,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同行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纠纷时派出我们的技术人员提供支持,形成了人人不甘落后、你赶我上的良性局面。最终不仅是上海市最早的3位胶印高级技师都诞生在我们公司,而且形成了一支遍及印前、印刷、印后、机修由17位高级技师和技师组成的技术骨干队伍,这支队伍也是中华印刷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最大保障。也就是这支队伍利用上述设备完成了1999版、2009版《辞海》,奉献给读者一大批装帧新颖的图书。至今,虽说有些对象因为种种原因到兄弟企业或学校工作,依然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在国有企业,领导要取得职工的信任,关键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出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有荣誉让给一线员工。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彩印车间主任是上海市劳动模范、车间副主任是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用他们的话说,心中有事业、无自我,为人正直的人品是他们得到的最好传承。这样的评价也是对自身工作最好的肯定吧。其实有些作风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继续得到发扬的,因为事业是靠团队去造就的。
退休前我遭遇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工厂从市中心区搬至42.5公里外的青浦郊区,如何在确保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完成所有生产设备的迁移到位;如何保留住企业需要的技术骨干,尽可能的减少流失;如何借助这次搬迁融合进5家兄弟企业的员工,这都是回避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中间还存在着外来领导因为不了解印刷导致的种种误解。但是,凭借着一支队伍,还是顺利完成了上述艰巨任务,以中华公司骨干为主的生产体系至今依然正常运营,在这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只是因为建制归属多变的原因,因为印刷得不到充分重视在持续投资上出现了短板,与过去的那20年比稍稍有点落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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