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鼎文博小店是一家位于清华大学校内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文印店,小店店主与大多数店员均来自湖南省新化县。图为店员正在为校内师生进行打印、复印、装订等服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摄
十几年前,不少湖南新化的年轻人有过这样的经历:结束学业后,投靠外乡的亲友,在他们开的文印小店里从学徒做起。
如何使用电脑,怎样维修机器……等技术成熟后,就找同乡以实惠价格买上几台翻新的文印设备与电脑,选个好地段开店。虽然只是几毛钱的生意,但好在成本低,有利润。等生意做起来,他们还会开分店,叫上亲戚朋友一起干,如此复制下去。
在这种模式下,新化人开设的15万家文印店已经遍布全国,占据了全国文印行业75%以上的市场份额。
被逼出来的生意
新化曾为“梅山蛮”所居之地,人多地少的先天环境,逼着年轻人外出讨生活,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上世纪70年代的邹联经就是其中之一。凭借修钢笔、修锁、补皮鞋的手艺,十几岁时他就出门闯荡。
在上海当学徒时,他学会了维修机械打字机、速印机等技术。能修好这种“精密”机器,在那个年代可比修钢笔、修锁挣得多。
不过,这属于“无证经营”,1977年他被当地公安机关带回老家公开批评。
虽然被当成反面教材,可同乡的年轻人却纷纷找上邹联经拜师学技术。学成后,他们就游走全国靠此为生。据亲历者回忆,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挣45元,而1元钱可以买4公斤大米。如果留在新化种地,一天只能挣1角8分钱。
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化县成立洋溪打字机维修厂,聘请邹联经为业务厂长,并给从业人员发介绍信、价格表和发票。到1985年,相关从业人员已发展到3000多人。
如果说维修机器开始只是新化人迫于生计的自救,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化人的“文印时代”则正式拉开帷幕。
在广州做生意的曾旗东率先学会日本佳能和理光复印机维修技术,与修一台打字机赚几十元相比,修一台复印机则能赚几百元。
曾旗东还发现了新商机。那时,在发达国家复印机多用来租赁,不少设备用不了两三年就会被淘汰废弃,很多产自日本、美国的旧复印机通过中国台湾进入大陆市场销售。于是,曾旗东的本事就有用武之地了。
与维修相比,要让机器在国内正常使用需要改装,其中一项就是将电压从原110V变成220V。于是,他购买了几台全新设备,通过反复拆解研究改装,最终将这批机器全部改装成功,进价2000元的机器翻新后8000元仍供不应求。这一重大进步不仅为日后再制造产业趟出道路,更为新化文印人开拓图文小店市场打下基础。
年轻人探索新边界
如今,当年轻一代走向社会后,他们沿着文印市场的边界继续探索:线下“夫妻店”变成线上“淘宝店”,外出闯荡变成返乡创业,年轻人开始为小县城带来新变化。
今年35岁的曾令高,已经算是文印产业中的老人。中专毕业后,他被介绍到一家月薪300元的工厂打工,干不下去的他选择干起小店。最初他拿着父亲给的12万元启动资金在上海开了家湖南土菜馆,开业不到3个月,就因为入不敷出关门。对一个18岁的年轻人来说,生意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当时,对未来感到很模糊。”他说。
当时,曾令高的姑姑已经在文印领域扎根,在义乌有了图文店。在姑姑眼里,曾令高脑子好使,做事也踏实,就让侄子来义乌找机会。
从学徒开始,曾令高再次走上新化人的老路,不过他并不满足。在“跟单”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特殊的工作——印刷加工,主要是为商家印刷不干胶材质的贴纸等包装用品,拥有“小商品的海洋”美誉的义乌对此类包装贴纸需求极大。于是,曾令高便购买相关设备,正式做起包装印刷生意。
随着商品包装的升级换代,包装越来越受到重视。从2015年开始,曾令高的生意进入了上升期,背靠义乌小商品市场,生意越来越大,甚至开始为海外产品制作相关包装。
与曾令高相比,今年32岁的李智进入这个行业则要晚很多。李智家本没人从事文印行业,结婚后在妻子的介绍下才接触到这一行。结婚不久,他和妻子就跟着妻子的姐姐来义乌文印店打工。他还记得,2015年刚到义乌时,每天早上叫醒自己的就是楼下胶带缠绕打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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